被中国拒绝的洋垃圾，当初是怎么涌入中国的
2017年7月到12月间，中国政府多个部门接连修改了对进口废塑料、废金属、废纸和废纺织原料的规定，制定了一套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进口标准，实践上基本上禁绝了对很多废品材料的进口。
对于早已习惯了将废物运往中国处理的许多发达国家来说，中国政府的突然行动打乱了这一产业链，让不少国家感到措不及防。已经运出的废料被拦下，在香港滞留；还没来得及在禁令颁布运出的垃圾则滞留在发达国家，在城市边缘堆积。
中国舆论对此一片叫好。长期以来，由外国输入中国的可回收废物被称作“洋垃圾”，和帝国主义毒害中国的鸦片相提并论。进口禁令便被看成了可以与虎门销烟媲美的胜利。
然而，这事儿并没有那么简单。
洋垃圾的全球流动史
“洋垃圾”这一称呼既不准确，也不公平。实际上，所谓的“洋垃圾”是可以经过回收处理后再利用的资源。
废品贸易遵循的逻辑与其它商品并无不同：资源总流向能发挥最大价值的地方。
国际废品流动的历史便是一部近代经济变迁史。经济增长迅速、对资源需求大、回收成本低，这样的地方往往最容易成为“洋垃圾”的目的地。
当今向中国大量出口“垃圾”的美国，在一个半世纪前也是欧洲“洋垃圾”的受害者。
当在中国开始与英国输入的鸦片作斗争时，刚取得独立的美国却从列强手中源源不断地进口洋垃圾：肮脏并且污渍来源可疑的破布。仅1850年一年，美国就从欧洲进口了4.5万吨的破布。
美国人用旧布料生产纸张，给更多的国民以读书、看报、写信、接受教育的机会。英国的破布先是变成了纸，又成了一份份《纽约时报》，流入了美国的千家万户。
美国进口过的洋垃圾不止有中国刚刚禁止的烂布条。19世纪80年代时，美国基础设施开始了跃进式发展，越修越长的铁路增大了美国对钢铁的需求。但是起步慢、底子薄的美国并没有足够的钢铁原料。于是，美国开始大量从欧洲进口破铜烂铁。从1884年到1887年间，美国进口的钢铁废料翻了十倍，从3.8万吨涨到了38万吨。
经济发展迅速的美国逐渐成为了帝国主义列强之一，曾经勤俭节约的美国人民也开始大手大脚起来。美国也从垃圾的接收者，变成了输送者。
2005年3月23日，PNTL公司四个集装箱的核废料从法国瑟堡港起运，返回美国。此批废料含有军事用钚燃料，于2004年10月经太平洋到达法国。/ 视觉中国
日本人接手了美帝的垃圾。1919年，美国废品回收协会收到了一封来自日本日中原材料有限公司的来信：“我司经营品种如下：羊毛料，羊毛废料、纸料、废棉、棉质旧布、废橡胶、粗麻布、旧报纸和旧包。我司希望能与贵协会中可靠的大型公司建立业务关系，如蒙贵协会牵线搭桥，敝公司将不胜感激。”
二战后的岁月里，随着经济的腾飞，东亚地区对资源的饥渴与日俱增，日本、韩国都相继从欧美大规模进口可回收废物。
当时，这些国家都有充足，价格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为了参与废品回收业的潜在资源；并且，以制造业为支柱的东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对资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很大，外国废品补充了他们对资源的渴求。
于是，一艘艘货轮载着废品来到东亚，卸下废金属、废塑料、废纸等“洋垃圾”，然后满载着东亚人民的血汗回到美国。
日本东京，东京废品回收公司中，废弃的电脑处理器。/ 视觉中国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低价劳动力储量，加上逐渐增长的资源需求，使得发达国家的废料找到了更适宜的目的地。
80年代后期，在港台商人的牵线搭桥下，一些外资回收业资本陆续进入大陆，把废料进口到中国处理。
从1985年到1990年，中国通过废金属生产铜的数量翻了一番，达到每年21.5万吨，占到了中国铜产量38%。这其中，来自国外的“洋垃圾”功不可没：光是“东泰废品回收站”这家有着外资背景的废品回收商，就提供了全国10%的铜废料。
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全球网络，中国对资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进口国外废料越来越便利。到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废品进口国。
根据2015年的估计，中国市场占到全球废钢贸易的22％，废塑料贸易的57％，有色金属废料进口的31％，废纸进口的51％和电子废料进口的28％。
2011年3月25日，宁波一纸业公司进口废纸库。/ 视觉中国
因垃圾而致富
既然废品是资源，为什么欧美发达国家不留着自己享用，却要不远万里地将它们运往中国呢？
发达国家并非不循环利用自己的资源。即使以浪费著称的美国人民，也将1/3的固体家庭废物回收利用了。
但被发达国家所回收利用的废物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易于分拣。以美国为例，纸箱有体积大、显眼的优点，因此有90%以上都被回收利用了；而铁罐、铝罐以及玻璃瓶之类密度高，包装上的标签页更好处理，回收率也有50%以上。
然而，另一些废物的分离过程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例如电子垃圾的回收需要复杂的拆解步骤，而饮料瓶的回收则要考虑如何将瓶上的标签分离出去。这些需要人工分拣的垃圾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实在是鸡肋：由于人工成本高，分拣工人的工资很容易就超过回收资源的经济价值。
印度新德里Seelampur拥有印度最大的电子垃圾场，这里聚集着各国声场的电脑、电视、冰箱等废旧家电。/ 视觉中国
这些需要人工分拣的废料，在发达国家只有被填埋或焚烧的命；只有在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中国，才能获得新生。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中国非技术岗位的平均年工资大概在6000美元左右，是美国同类岗位工作的1/4到1/5左右。更重要的是，中国城镇有50%以上的劳动力在非正规部门就业。除了同比起来收入更低之外，非正规部门从业者较少能享受到医疗保险、养老金等保障，这进一步压缩了中国的劳动力成本。
于是，零散的个体户和小型回收站组成了一个300万到400万人的垃圾回收产业。在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力下，洋垃圾真真切切地成为了黄金。
广东汕头的贵屿镇是处理海内外电子垃圾的集中地。临海的地理优势，加上潮汕人与港台商人之间的宗族关系，让这一产业在贵屿生根发芽。
从1995年开始，贵屿就开始处理海外进口的电子废物。贵屿人处理电子废品的工艺是最简单的酸洗，用各种高强度的酸洗去铁、铅等杂质，最终从废旧手机中提取出黄金。
?2018年1月12日，广东汕头贵屿镇，当地民众回收废旧物品。/ 视觉中国
这一行业的利润极为丰厚：每吨报废手机可以提炼出来200-300g黄金，1000-3000g银，100kg左右铜，以及几克到十几克不等的钯、铂金——与此相比，一吨金矿石的含金量大概也就只有15-20g。
人口20万的贵屿，有10万人从事电子废品相关行业。这一产业一度占据了当地GDP的90%，并吸引了80%左右的本地人口参与。一名当地人对《经济参考报》的记者透露，即使是规模很小的作坊，一年营收十几万“太过轻松”。
贵屿电子垃圾拆解业甚至帮助周边省份解决了就业问题。进入21世纪后，贵屿本地人在电子垃圾拆解业中逐渐涌向产业上游。外地务工人员则被招来，充当一线工人、搬运工和司机。由于收入远高于周边地区，贵屿这个小镇从吸引了20万外来务工人员。
塑料回收业在河北文安县扎根则是偶然。80年代末，一些文安农民自发地去周边的北京和天津收集塑料垃圾，拉回文安分类处理。90年代之后，文安人便“不种田，改种垃圾”。当形成产业之后，京津地区的垃圾已经无法满足文安人的胃口，物美价廉的外国货便成为了文安人的原料来源。
2011年6月24日，在被称为“废塑料之都”的河北廊坊文安县，垃圾成山、河流变色早已是见怪不怪的“景观”。/ 视觉中国
借着垃圾致富的文安，在10年内人均收入翻了10倍。在河北省的人均城镇收入只有20000元左右的2011年，文安县的人均年收入就达到了40000元左右。在这个40万人口的县城，塑料回收也解决了10多万的从业者的就业。
亦宝亦废洋垃圾
除了大量廉价劳动力，接近于零的环境成本也是中国回收业的特色之一。伴随着垃圾回收产业丰厚利润而来的，是巨大的环境和生态成本。
在回收电子垃圾的贵屿镇，带有大量重金属的酸液直接被排入河流，报废手机中无用却有毒的部分则被直接焚烧。
早在90年代中期，贵屿地下水便因重度污染而无法饮用。2009年，当地卫生院通过对贵屿镇一辖村进行体检发现，全村80%以上的中小学生患有呼吸道疾病，5名学生患有血癌。2011年的调查发现，当地25%的新生儿铬超标。
2016年06月02日，广东省汕头市贵屿，贵屿循环经济产业园区，一条排水管道将废水排进溪流 。/ 视觉中国
贵屿的经历在中国并不是个案。
文安县清洗塑料时的酸液、碱液直接被排入了田地和河流；而不能回收利用的废料也直接被燃烧，浓浓黑烟不经处理被排放到了空气之中。
由于水污染严重，当地的井从100米打到了300、500米。稍微有点钱的文安人就不再饮用井水，而是购买桶装水饮用。由于严重的空气污染，肝功能异常的文安人多年无人能通过参军入伍的体检。
相较发达国家的回收业的集中化，中国的回收产业非常分散。在多数发达国家，垃圾回收、处理已经形成一条集中的产业链。获得资质的大企业垄断了包括回收、分类、处理、再利用的所有环节。
构成中国回收体系的则是400万非正式劳动力所组成的零散化网络。从回收（拾荒）、分类、到处理，自我雇佣者、家庭作坊插足了每一个环节。
福州仓山区吴凤村的一级水源保护区内，有几间破砖瓦房被当成了废旧塑料作坊。/ 视觉中国
中国获得电子垃圾处理资质的企业只有100多家；但仅仅一个人口40万的文安县，就有20000家塑料再生厂。
小作坊补充了中国支离破碎的回收体系，然而他们也要为环境问题附上很大一部分责任。
小生产者缺乏足够的技术和资金保障生产过程的无害化，个体化的生产方式也为政府的监管带来了困难。
家庭作坊隐蔽性高，迁移成本低，政府往往屡禁不止：风声紧时歇业两天，等风头过去后又恢复生产。在贵屿，尽管政府加大了对电子垃圾拆解作坊的督查力度，但小作坊仍然能够顶风作案。
其实，依赖废品回收的地方政府也并没有动力认真监管、治理污染。
高度专业化的废品回收在一些地区往往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下重手治理往往等于是政府自断财路。因此，尽管污染严重，但若是缺少来自上级的压力，地方政府往往会对相关产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污染采取放任的态度。“一有人来检查，上面都有人通风报信，经营户之间互相知会停工，躲避检查。”
2016年9月，深圳，李宏彪参与破获一起走私洋垃圾案，共计441吨衣服。/ 视觉中国
如今的一纸禁令，终止了洋垃圾的污染，却也给许多产业带来了寒冬。
据中国造纸协会（CPA）统计，2016年，中国废纸纸浆的24％来自进口废纸。中国每年铜产量的一半来自回收再生，其中国内回收只有179万吨，进口废铜高达334万吨。
即使是被很多人恨之入骨的“洋垃圾塑料”，在国内塑料厂商眼里也是香饽饽。塑料生产需要石油，直接进口塑料废物有助于缓解对石油的依赖。此外，中国的固体废物分类现状较差，国内的塑料废料质次价高，掺杂杂志太多，分离成本高，因此“土垃圾”远远比不上海外运来的“洋垃圾”。进口废塑料一吨约为1400元，而购买国内的废塑料一吨却要5000元。
所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2017年7月进口垃圾政策放出风声后，中国工业原材料价格应声而涨。
对于早已习惯了将废物运往中国处理的许多发达国家来说，中国政府的突然行动打乱了这一产业链，让不少国家感到措不及防。已经运出的废料被拦下，在香港滞留；还没来得及在禁令颁布运出的垃圾则滞留在发达国家，在城市边缘堆积。
中国舆论对此一片叫好。长期以来，由外国输入中国的可回收废物被称作“洋垃圾”，和帝国主义毒害中国的鸦片相提并论。进口禁令便被看成了可以与虎门销烟媲美的胜利。
然而，这事儿并没有那么简单。
洋垃圾的全球流动史
“洋垃圾”这一称呼既不准确，也不公平。实际上，所谓的“洋垃圾”是可以经过回收处理后再利用的资源。
废品贸易遵循的逻辑与其它商品并无不同：资源总流向能发挥最大价值的地方。
国际废品流动的历史便是一部近代经济变迁史。经济增长迅速、对资源需求大、回收成本低，这样的地方往往最容易成为“洋垃圾”的目的地。
当今向中国大量出口“垃圾”的美国，在一个半世纪前也是欧洲“洋垃圾”的受害者。
当在中国开始与英国输入的鸦片作斗争时，刚取得独立的美国却从列强手中源源不断地进口洋垃圾：肮脏并且污渍来源可疑的破布。仅1850年一年，美国就从欧洲进口了4.5万吨的破布。
美国人用旧布料生产纸张，给更多的国民以读书、看报、写信、接受教育的机会。英国的破布先是变成了纸，又成了一份份《纽约时报》，流入了美国的千家万户。
美国进口过的洋垃圾不止有中国刚刚禁止的烂布条。19世纪80年代时，美国基础设施开始了跃进式发展，越修越长的铁路增大了美国对钢铁的需求。但是起步慢、底子薄的美国并没有足够的钢铁原料。于是，美国开始大量从欧洲进口破铜烂铁。从1884年到1887年间，美国进口的钢铁废料翻了十倍，从3.8万吨涨到了38万吨。
经济发展迅速的美国逐渐成为了帝国主义列强之一，曾经勤俭节约的美国人民也开始大手大脚起来。美国也从垃圾的接收者，变成了输送者。
2005年3月23日，PNTL公司四个集装箱的核废料从法国瑟堡港起运，返回美国。此批废料含有军事用钚燃料，于2004年10月经太平洋到达法国。/ 视觉中国
日本人接手了美帝的垃圾。1919年，美国废品回收协会收到了一封来自日本日中原材料有限公司的来信：“我司经营品种如下：羊毛料，羊毛废料、纸料、废棉、棉质旧布、废橡胶、粗麻布、旧报纸和旧包。我司希望能与贵协会中可靠的大型公司建立业务关系，如蒙贵协会牵线搭桥，敝公司将不胜感激。”
二战后的岁月里，随着经济的腾飞，东亚地区对资源的饥渴与日俱增，日本、韩国都相继从欧美大规模进口可回收废物。
当时，这些国家都有充足，价格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为了参与废品回收业的潜在资源；并且，以制造业为支柱的东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对资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很大，外国废品补充了他们对资源的渴求。
于是，一艘艘货轮载着废品来到东亚，卸下废金属、废塑料、废纸等“洋垃圾”，然后满载着东亚人民的血汗回到美国。
日本东京，东京废品回收公司中，废弃的电脑处理器。/ 视觉中国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低价劳动力储量，加上逐渐增长的资源需求，使得发达国家的废料找到了更适宜的目的地。
80年代后期，在港台商人的牵线搭桥下，一些外资回收业资本陆续进入大陆，把废料进口到中国处理。
从1985年到1990年，中国通过废金属生产铜的数量翻了一番，达到每年21.5万吨，占到了中国铜产量38%。这其中，来自国外的“洋垃圾”功不可没：光是“东泰废品回收站”这家有着外资背景的废品回收商，就提供了全国10%的铜废料。
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全球网络，中国对资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进口国外废料越来越便利。到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废品进口国。
根据2015年的估计，中国市场占到全球废钢贸易的22％，废塑料贸易的57％，有色金属废料进口的31％，废纸进口的51％和电子废料进口的28％。
2011年3月25日，宁波一纸业公司进口废纸库。/ 视觉中国
因垃圾而致富
既然废品是资源，为什么欧美发达国家不留着自己享用，却要不远万里地将它们运往中国呢？
发达国家并非不循环利用自己的资源。即使以浪费著称的美国人民，也将1/3的固体家庭废物回收利用了。
但被发达国家所回收利用的废物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易于分拣。以美国为例，纸箱有体积大、显眼的优点，因此有90%以上都被回收利用了；而铁罐、铝罐以及玻璃瓶之类密度高，包装上的标签页更好处理，回收率也有50%以上。
然而，另一些废物的分离过程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例如电子垃圾的回收需要复杂的拆解步骤，而饮料瓶的回收则要考虑如何将瓶上的标签分离出去。这些需要人工分拣的垃圾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实在是鸡肋：由于人工成本高，分拣工人的工资很容易就超过回收资源的经济价值。
印度新德里Seelampur拥有印度最大的电子垃圾场，这里聚集着各国声场的电脑、电视、冰箱等废旧家电。/ 视觉中国
这些需要人工分拣的废料，在发达国家只有被填埋或焚烧的命；只有在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中国，才能获得新生。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中国非技术岗位的平均年工资大概在6000美元左右，是美国同类岗位工作的1/4到1/5左右。更重要的是，中国城镇有50%以上的劳动力在非正规部门就业。除了同比起来收入更低之外，非正规部门从业者较少能享受到医疗保险、养老金等保障，这进一步压缩了中国的劳动力成本。
于是，零散的个体户和小型回收站组成了一个300万到400万人的垃圾回收产业。在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力下，洋垃圾真真切切地成为了黄金。
广东汕头的贵屿镇是处理海内外电子垃圾的集中地。临海的地理优势，加上潮汕人与港台商人之间的宗族关系，让这一产业在贵屿生根发芽。
从1995年开始，贵屿就开始处理海外进口的电子废物。贵屿人处理电子废品的工艺是最简单的酸洗，用各种高强度的酸洗去铁、铅等杂质，最终从废旧手机中提取出黄金。
?2018年1月12日，广东汕头贵屿镇，当地民众回收废旧物品。/ 视觉中国
这一行业的利润极为丰厚：每吨报废手机可以提炼出来200-300g黄金，1000-3000g银，100kg左右铜，以及几克到十几克不等的钯、铂金——与此相比，一吨金矿石的含金量大概也就只有15-20g。
人口20万的贵屿，有10万人从事电子废品相关行业。这一产业一度占据了当地GDP的90%，并吸引了80%左右的本地人口参与。一名当地人对《经济参考报》的记者透露，即使是规模很小的作坊，一年营收十几万“太过轻松”。
贵屿电子垃圾拆解业甚至帮助周边省份解决了就业问题。进入21世纪后，贵屿本地人在电子垃圾拆解业中逐渐涌向产业上游。外地务工人员则被招来，充当一线工人、搬运工和司机。由于收入远高于周边地区，贵屿这个小镇从吸引了20万外来务工人员。
塑料回收业在河北文安县扎根则是偶然。80年代末，一些文安农民自发地去周边的北京和天津收集塑料垃圾，拉回文安分类处理。90年代之后，文安人便“不种田，改种垃圾”。当形成产业之后，京津地区的垃圾已经无法满足文安人的胃口，物美价廉的外国货便成为了文安人的原料来源。
2011年6月24日，在被称为“废塑料之都”的河北廊坊文安县，垃圾成山、河流变色早已是见怪不怪的“景观”。/ 视觉中国
借着垃圾致富的文安，在10年内人均收入翻了10倍。在河北省的人均城镇收入只有20000元左右的2011年，文安县的人均年收入就达到了40000元左右。在这个40万人口的县城，塑料回收也解决了10多万的从业者的就业。
亦宝亦废洋垃圾
除了大量廉价劳动力，接近于零的环境成本也是中国回收业的特色之一。伴随着垃圾回收产业丰厚利润而来的，是巨大的环境和生态成本。
在回收电子垃圾的贵屿镇，带有大量重金属的酸液直接被排入河流，报废手机中无用却有毒的部分则被直接焚烧。
早在90年代中期，贵屿地下水便因重度污染而无法饮用。2009年，当地卫生院通过对贵屿镇一辖村进行体检发现，全村80%以上的中小学生患有呼吸道疾病，5名学生患有血癌。2011年的调查发现，当地25%的新生儿铬超标。
2016年06月02日，广东省汕头市贵屿，贵屿循环经济产业园区，一条排水管道将废水排进溪流 。/ 视觉中国
贵屿的经历在中国并不是个案。
文安县清洗塑料时的酸液、碱液直接被排入了田地和河流；而不能回收利用的废料也直接被燃烧，浓浓黑烟不经处理被排放到了空气之中。
由于水污染严重，当地的井从100米打到了300、500米。稍微有点钱的文安人就不再饮用井水，而是购买桶装水饮用。由于严重的空气污染，肝功能异常的文安人多年无人能通过参军入伍的体检。
相较发达国家的回收业的集中化，中国的回收产业非常分散。在多数发达国家，垃圾回收、处理已经形成一条集中的产业链。获得资质的大企业垄断了包括回收、分类、处理、再利用的所有环节。
构成中国回收体系的则是400万非正式劳动力所组成的零散化网络。从回收（拾荒）、分类、到处理，自我雇佣者、家庭作坊插足了每一个环节。
福州仓山区吴凤村的一级水源保护区内，有几间破砖瓦房被当成了废旧塑料作坊。/ 视觉中国
中国获得电子垃圾处理资质的企业只有100多家；但仅仅一个人口40万的文安县，就有20000家塑料再生厂。
小作坊补充了中国支离破碎的回收体系，然而他们也要为环境问题附上很大一部分责任。
小生产者缺乏足够的技术和资金保障生产过程的无害化，个体化的生产方式也为政府的监管带来了困难。
家庭作坊隐蔽性高，迁移成本低，政府往往屡禁不止：风声紧时歇业两天，等风头过去后又恢复生产。在贵屿，尽管政府加大了对电子垃圾拆解作坊的督查力度，但小作坊仍然能够顶风作案。
其实，依赖废品回收的地方政府也并没有动力认真监管、治理污染。
高度专业化的废品回收在一些地区往往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下重手治理往往等于是政府自断财路。因此，尽管污染严重，但若是缺少来自上级的压力，地方政府往往会对相关产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污染采取放任的态度。“一有人来检查，上面都有人通风报信，经营户之间互相知会停工，躲避检查。”
2016年9月，深圳，李宏彪参与破获一起走私洋垃圾案，共计441吨衣服。/ 视觉中国
如今的一纸禁令，终止了洋垃圾的污染，却也给许多产业带来了寒冬。
据中国造纸协会（CPA）统计，2016年，中国废纸纸浆的24％来自进口废纸。中国每年铜产量的一半来自回收再生，其中国内回收只有179万吨，进口废铜高达334万吨。
即使是被很多人恨之入骨的“洋垃圾塑料”，在国内塑料厂商眼里也是香饽饽。塑料生产需要石油，直接进口塑料废物有助于缓解对石油的依赖。此外，中国的固体废物分类现状较差，国内的塑料废料质次价高，掺杂杂志太多，分离成本高，因此“土垃圾”远远比不上海外运来的“洋垃圾”。进口废塑料一吨约为1400元，而购买国内的废塑料一吨却要5000元。
所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2017年7月进口垃圾政策放出风声后，中国工业原材料价格应声而涨。